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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观察:书评的标准

编者的话  书评可以称得上是批评的一种,但又不等同于批评。  批评需要更广大的视野,着眼于作者的整体精神活动和抽象理论,从一本书或多本书,一个作家或多个作家出发,来阐明某种观点或学说。而书评虽然也根植于批评家的基本知识和学术训练,但论述应完全以一本书为中心,用诗意的抒情去努力接近写作者的经验和灵魂。  评价和衡量书评写作的标准,可能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变,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和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,都会衍生出差异性的评价准则。本期话题围绕“书评的标准”展开,文学编辑、作家李辉,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贺仲明,儿童文学作家、媒体人陆梅在社会历史视野的整体观照下,分别从个人独特的阅读经验和写作体验出发,带来了他们对这一议题的深入思考。书评的“信达雅”贺仲明贺仲明,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  书评是曾经很受人们欢迎的文体。但是近二三十年来,书评的声誉跌落得很厉害。之前早有学者提出,并进行过一些纠偏的举措,但似乎所起的作用不大,在人们的观念中,书评依然比较受到轻慢。在很多人的观念中,书评已经基本上等同于宣传广告,等而下者,甚至与吹捧有了一定的牵连。这当然与书评写作的现状有关,一定程度上也与人们对书评的理解有关,也就是说,究竟什么是书评,以及怎样才是一篇好书评,我们缺少非常明细的标准和观念。就我个人的理解,如同人们对翻译有“信雅达”的标准一样,一篇好书评也应该具有类似的品质。  首先是“信”,也就是准确。换句话说就是评论者能够准确地理解所评论的对象,对其主旨意义、价值得失有准确的把握和针砭。以对文学作品的书评为例,一篇好的书评应该就是一篇优秀的文学评论,能够从文本的内与外等多个方面把握到它的价值,也能指出其不足。文学史上,鲁迅、周作人等人也都写过很优秀的书评,这些书评也同时是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。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,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所写的文学评论基本上都是书评,只是他的书评不只是局限于书本身,而是与作家整体和时代整体有深入的关联,因此他的书评评论特别准确,得与失都说得很通透,能够得到作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写好一篇书评并不容易。既需要作者下功夫,还需要作者有眼光、有水平和见地。  其次是“达”。这里“达”的意思与翻译标准不一样,取的是“通晓事理”的意思。就是说,写书评,要有客观立场。既不能无原则地吹捧,也不能简单地打压。这当中,最重要的是写作态度。当前书评之所以为人诟病较多,主要原因就在这里。绝大多数书评都是应书的作者而写,潜在的期待当然是褒扬。所以,一般书评多少要有迎合作者意图的意思,褒扬的内容所难免。当然,书评内容有褒扬因素并不为过,关键是不能一味褒扬,却没有批评的内容。真正好的书评要做到尽量客观,既可以有赞扬,也应该有批评和期待。说到底,书评的作用不只是对作者,更是对广大读者。而且事实上,在书评中指出书的弱点,不只是对读者负责,对书的作者本人也很有裨益。因为一个人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就是明了自己的弱点,谁能够指出来,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帮助。当年李健吾的书评文章中有很多不乏尖锐犀利的批评,包括对巴金、沈从文等名家也不例外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罪作家,相反,作家们都以得到李健吾的批评为荣。原因显然在于李健吾批评的认真、准确和客观。  最后是“雅”,也就是生动活泼的意思。一篇书评要有一定的文采和趣味性,不能太呆板和晦涩。因为它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专业读者,更多是普通大众。因此要写得通俗一些,形象一些,能够方便读者理解,也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美的享受。一篇优秀书评文章应该同时是一篇美文。这是书评写作与学术论文写作的最大差异——当然,学术论文也不一定非得写得枯燥,但毕竟枯燥不一定是学术论文的缺陷,书评则确然。与之相应,书评的形式也可以更多样化,对话、随笔,以及借助于电子多媒体形式都可以。只要能自如而准确地表达思想,让人理解起来没有障碍就行。特别是在今天,传播形式已经丰富多样,书评完全可以借助它们,更充分地接近读者大众。  要做到以上这三个要求并不容易。换句话说,书评并不容易写。正因为如此,很多人认为当前学术环境应该对书评的现状负责。因为一般来说,书评的篇幅不适合太长,也不适合太学理化,因此不太适合发表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,也就进入不了当前的主流学术评价,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。这一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。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。因为事实上,尽管人们对书评有非议,但绝大多数学者都写过书评,他们的写作不完全是为学术体制评价,为之所花费的力气也肯定不如一篇学术论文多。所以,我认为写作态度是最关键的因素,也就是怎么看待书评,将书评放在什么位置。对书评有足够的尊重就能写好,轻视了就只能写成应景和敷衍之作。所以,我希望学界能够重视书评这个文类。除了学者群体之外,我以为报刊界也应该负起一定的责任来,就是在发表书评时有比较高的标准,比如要求书评文章中一定要有批评的因素。这样的话,就会让书评作者郑重对待,不再敢以应付心态来写作。当然,说到底,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。书评只是学术风气的一个缩影。不能说真话,不敢说真话,是当前学术界很普遍的现象。所以,要发展书评,提高书评的水准质量,更深层的要求是端正时风,是全体学术界的事情。  这当然是大话,也很可能是空话。因为学术风气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,要改正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。不过我还是想特别提倡青年学者们多写书评文章。一个方面,青年学者是学术的未来。要改变学风,寄希望于青年学者是最切实的。毕竟,相对而言,他们与学界的各种利益距离较远,心态可以自由一些——当然,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被评论的各类作者们能够有宽宏的雅量,心平气和地看待批评。另一方面,书评写作对青年学者的成长很有益处。通过写书评,可以很好地提高自己。因为写书评,首先要认真阅读被评论的文本,在往“信达雅”目标的努力过程中,既能够学习到所评论著作的思想内容,还能训练自己的鉴别能力和批评能力。同时,书评比较自由灵活的写作方式,也肯定能锻炼青年学者的文思和文笔,帮助他们把文章写得更漂亮。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李 辉李辉,《人民日报》原高级编辑,作家。  我1978年走进复旦大学,见到贾植芳与任敏夫妇,从此开始写一系列的英文作品。英语与时代,共同形塑着我对于书评的形象认知。  记得我在翻译《枯季思絮》的时候,一直在阅读英国作家、文学研究家杰拉尔德·布瑞南的作品。布瑞南,1894年生于马耳他,自1920年起一直居住在西班牙,主要从事西班牙文学的研究,也创作了自传性的小说。在创作和研究过程中,他记下了许多片段感想。1978年,他在84岁高龄之际,将多年积累下的这些手记汇集出版,将书名定为《枯季思絮》(Thoughts In Dry Season)。  依我之见,他大概将创作和研究的间隔时期,看成是非丰收季节,故名之为“枯季”,而这些手记则是这枯季之中的万千思絮。其实,这些手记本身就很精彩,同样可以看作是丰收,一种思想和创作的丰收。在这些手记中,布瑞南对人生、艺术诸方面作了充满智慧和才华的表述。或转引他人之论,以强调其重要,或寥寥数语,抒发瞬间感受,记录深切领悟。读来的确令人耳目一新。  对作者布瑞南,我没有更多的了解。但在翻译过程中,我仿佛总是看到一位慈祥和蔼、机警智慧的老者,噙着烟斗,在他的书房里对着青年人微笑。能够译完这本散文集,首先得感谢贾植芳先生,早在1981年,他就将这本散文集推荐给我,鼓励我将之译出。8年过去,其间几番创作的喜悦和痛苦,都未能使我淡忘先生的推荐。如今,在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热情催促下,终于将全书译出。对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谨表示谢意。冯亦代先生于百忙之中为拙译作序,他的赞语我受之有愧,他的厚爱则使我深为感谢。  在复旦大学期间,我第一次读到E.M.福斯特的演讲集《小说面面观》,引起兴趣的不只是他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,他将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派的意识相交融的独特表述,更在于他的语言风格。他充分地发挥演讲这一特殊形式的特点,出色地把自己的智慧、学识、文才结合起来。我想,我爱读它,并不只是作为理论作品来读,而是把它当作充满智慧、学识的优美随笔来读。随后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印度之行》《一间看风景的房间》,在1985年、1986年相继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,并在中国放映,使人们得以有机会领略这位英国著名作家的风采。  后来,我开始翻译《福斯特散文选》,于我而言是一种能力的锻炼,一种学识和艺术的补充,我总有由衷的喜悦。对于读者来说,我希望这些译文也能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。我得到萧乾先生、瑞典朋友倪尔思先生(Nils Olof Ericsson)的帮助,他们为我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,为此,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。  “光闪烁,云飞翔”,于我而言,是《黄昏大地》最好的故事。  1992年,在我第一次访问瑞典前夕,一位翻译过沈从文作品的瑞典汉学家朋友倪尔思先生,送我一本他所喜欢的瑞典诗人拉各维斯特(Par Lagerkvist 1891-1974)的诗集,并在扉页上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:“这些诗已经陪伴我许多年,因为它们表达出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和思想。也许它们更内在地反映了我们两种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东西。”  拉各维斯特曾在195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这本《黄昏大地》(Evening Land)是英、瑞文对照本,而英译者之一则是美国著名诗人奥登(W.H.Auden),另一位译者是瑞典学者、翻译家斯嘉贝格(Leif Sjoberg)。在瑞典访问近两个月,我将这本诗集带在身边,不时欣赏。从英译本序言中得知,在瑞典文学中,“自然”一直是诗人们所热衷的主题。从瑞典文学开始成熟的17世纪至今,围绕自然与人而展开的探索,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内容。可惜由于语言的障碍,我无法对这方面做最基本的了解。不过在同一序言中,有奥登翻译的另外5位瑞典诗人的5首诗,其中伦德克维斯特(Arthur Lundkvist)的《树木之爱》(A Love of Wood)把自然与人类生命作为一个相交融的整体来描述。  《树木之爱》最后四句写到:  最终我将溶进树木,  在嘴中在喉间感觉树木,  感觉到树木把我拥抱  那么执著,安稳,直到永远。  访问瑞典归来,自那之后,几年时间里《黄昏大地》成了我不时阅读的书。我非诗人,也非翻译家,但我喜欢这些诗,甚至心血来潮,用大半年时间,斗胆将整部诗集译成中文。当年,我翻译它们不是为了发表,而是打印出来,分送给周围的朋友,希望朋友们也能欣赏到这些有着优美意象和深邃宗教感的作品。  “黄昏大地”,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进这种情景之中。宇宙之间,天空与大地之间,朝阳与黄昏之间,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棵树,一片树叶,一缕草叶呼吸的气息,消融于黄昏大地。仰望天空,光闪烁,云飞翔……  在《收获》杂志之间,我写下了“封面中国”的三本书。我记得,鲁斯是在山东登州来到这里,戚继光故居牌坊也在这里。  许多年,我写下以翻译并摘录《时代》报道原文,与当事人回忆录、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,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。同时,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,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、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,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、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。我希望这一方式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、那些人物的兴趣,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。  我读过一本专门研究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专著《谁在〈时代〉封面上?》,作者列努斯(Donald J. Lehnus)研究的是1923—1977年封面人物。作者写道:“这项对2814个封面(自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刊出)的研究已经表明,《时代》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,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,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,代表着科技与艺术,代表着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。”作者有句话说得很好:“那些经常出现在《时代》封面上的人物,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。”  当我排列其上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,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、场面恢弘的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。我非史学家,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。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,感悟现实,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。我很欣赏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在《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》这本书中的一句话:“其实,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。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。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。”  我一直在想,评书者,也就是描述历史之人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,采取何种角度,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,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,凝固成历史……把“自己”作为方法的书评陆 梅陆梅,《文学报》总编辑,儿童文学作家。  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出版社编辑投来、书作者转来,或是书评人、也是业界评论家发来的各路书评。更多无名者的投稿沉积在邮箱里,一旦打开,几十、上百封的邮件,小半也是书评。不知这些来稿者有没有想过,作为一个编辑,即便是昼夜不息,也很难立马判断书评稿子能不能排上版、几时见报。(可总有投稿者不断来打问。)报纸版面容量有限不去说,多年编辑工作的审美深信,也不容许自己贸然回复——在没有看到书之前,薄薄一页纸的溢美之词真的俘获不了编辑的心。  那么书评有“书评腔”吗?想想是有的。浮夸的言辞,漫不经心的誉美,主要情节转述、概括和过度阐释,援引和摘录,结语一段高尚抽象的期望寄语等等。大抵这样的模式,其初衷是替新书做一个高级广告。从图书出版和营销角度来看,书评的使命就是宣传推介,这样的书评也确实占据了各大报纸和网络端的评论板块。  相比于评论,同是对一本书发言,书评总是短、平、快些,也更多落在对书的品评上。如果要给书评归类的话,恐怕除了序跋、书话、读书笔记(豆瓣读书上就有大量文风活泼泼的荐书短论)以外,书榜推荐语、腰封简介等等都可安在书评门下。今年因疫情原因,迅速在网上风行的出版社编辑和网红主播们的“直播带货”,某种程度上也算是“绘声绘色”的书评一种;发布书评的平台媒介早就移步换景,除视频直播外,各种音频APP上的讲书、微信公众号里的独家、观点、夜读、新书推荐、年度书单等等,多半也是对书的解析品读,也是书评的多样变体。据说眼下的出版业,是书籍多而“读者不够用”。一本书,从诞生那一刻起,写书人和出书人都带上了深深的焦虑:怎么争夺读者时间? 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,我们来谈论书评的标准,我想首先也许“去标准”更能感知书评的作用和意义。“去标准”不是没有标准,只是我们在谈论标准前可以先谈谈别的,比如我们读一本书时的心态。  我很怀念还没有很多书的时候——起码不是眼下的满坑满谷和眼花缭乱,那个时候网店还没出现,你和一本书的相遇大抵要靠脚力。偶然推开一家书店的门,店里静得只有一架子一架子的书立在那里,你和书的缘分就此产生了。那些经由你的手和目光检阅过的书大抵不会叫人失望,你在往后谈起它,甚而为它写点什么,都是由衷和真心的。我确实写过不少这样的读书笔记,“可以朴素得清浅,也可以用心得深刻”——引号里这半句话来自南京作家黎戈的新书《平淡之喜》,虽标目的是散文集,我读来多半是她写下的“书时光”,或是由书而生发开来的种种对美的欣会,寻常日子里的四时滋味、活着的喜乐、幽暗中的力量……这样的文字真安详,不急也不躁,不虚美不粉饰,她是把书读到灵魂里去了。那些她愿意分享的书,一经“别有深情”的打量,读者能感知到书里的光与影、气味和颜色、质感、温度……种种可以呼吸到的生命气息。  这一类文字应该不是专业书评人的“命题作文”——能写好“命题作文”更考验写作者的学问和本事。黎戈的读书随笔都很随性,面目宛然,写的时候很自然的把自己放了进去,但这“自己”并不狭小,本来作者写下它意不在浇一己块垒,或既抒发了一己之见,同时字里行间不动声色交出了一颗有趣有情、有见地也启人新知的灵魂。读这样的文字——暂且叫“和风式”书评吧,和风细雨的“和风”,娓娓道来的行文方式,洁净有温度的语言,更着意于书所给予人的美的力量,如能遇见一个独特、幽微而坚韧的灵魂,那就更理想了。突然想到上世纪20年代,由胡适们开启的“谈话风”,“和风式”该归入“谈话风”,就是那种自然而然把自己放进去,将自己的经验、知识、判断、性情糅合在叙述里的写法,依照评论家刘绪源在《今文渊源》里的说法,这样的文章“已化成现当代中国文章一种最基本的样式,成了白话文的一种底色了”。  以“谈话风”来写书评书话,我觉得不失为一种既身心愉悦,又能充分表达自己真性情的最得心应手的言说方式。不过写过书评的人都了然,平淡如话的文风并非一蹴而就,要是你的见解庸常浮泛,才情趣味又不抵,那是很能泄你的底的。所以,刘绪源也坦承一清如水的文章不好写,那看似简单的,却是“‘文章好’的高妙境界”。  由“谈话风”说到文章境界,其实已涉及书评的标准,起码是标准之一——把自己作为方法的“谈话风”写法。要写好“谈话风”,读书的心态很重要。急火功利、跟风随流,那是和“谈话风”背道而驰的。2020年有本书我很喜欢,项飚、吴琦的谈话录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。我脑海里想起它时会自动去掉书名号——对,把自己作为方法,作为一种经验认知和方法论,它有效启发了我们怎么处理个人经验,怎么对待个人和世界的关系。用项飚的说法:“个人经验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,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。我们关心的是世界,不是自己,现在关键就是从哪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,同时也更好地了解自己,把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,就是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。”项飚和吴琦所谈,关乎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话题,但作为一种审视问题、思维操练的方法,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也是相通的。  前阵去沪上新建的程十发美术馆看一个林风眠画展,赏画的同时也读到一段画论。林风眠说:“我们要知道:当我们面对着自然的时候,自然是作品,我们是欣赏作品的人;当欣赏者面对我们的作品的时候,我们的作品是作品,欣赏者正同我们欣赏自然的地位相当。”细细体味,林风眠很平白地道出了作为画家的艺术追求,以及一切观者对美的持允。虽片言只语,却是最本色的“谈话风”。倘若我们把书评人看作是“欣赏者”,画论里的“我们”是著书人,那么林风眠所说的“地位相当”,又是多么实在的提醒——持允公正、不虚美不粉饰,也是书评人最基本的道义。  脑海里翻出一个意象,书评就像茫茫书林里的一个树号,它的伟大的使命,就是如何使路经的旅人猎人醒目地看到,循着它的指引而不至于在密林里迷失。丛林的路有千万条,沿着树号的那一条肯定不是惟一的终南捷径,但是,特别的树号可以曲径通幽,可以领略别样风景,探进纵深,发现秘密,生命和生机,美好和丰饶……这个世界所有的可能,都在书评中留下了一席线索。  在这里,书评的天地无限深广。来源:文艺报http://www.chinawriter.com.cn/n1/2021/0127/c404030-32013708.html